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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 l cicero2020
文 l 海边的西塞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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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阅读：历史剧变的七种征兆
今天是年三十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就是传统农历癸卯年了。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，中国人一提起生肖属相，往往能讲的头头是道，你看网上现在一堆一堆说兔子咋样的文章。但对于属相前的那个“子丑寅卯”，多数人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今天我就来聊个冷门，尝试为您解码一下卯这个字眼背后的密辛。是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“卯”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，有限的几个与卯相关的词，都是从“子丑寅卯”这一个意思中引申出来的。比如我们有时也把上班叫做“点卯”，这最初就来源于古代衙门要在卯时（早晨5点到7点）清点一下人数。在代表一种干支之外，“卯”似乎在现代汉语中就没有了别的意思，成为了完全用不上的一个死文字，很多人对这个字的发音甚至都要纠正——它读mao，三声。然而，如果你去看汉字的最初缘起——商代的甲骨文，你会发信，“卯”这个字相当之常用，高频到与北京人一见面互相问候“吃了么您内？”一样频繁。这是因为“卯”在当时，可不是个只标度干支的符号，它是有一个商代人常用的具体意思——指将祭祀用的牲畜或人（尤其是人）剖开（尤其是从背部剖开）。由于失去了胸骨或脊椎的牵连，散开的肋骨会在肌肉的牵引下自动外翻，呈现出一种翻开的状态。于是商人管这种状态和这种祭祀方法叫做“卯”。卯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，也真实的反映了这种形象。前几年有一部热播的美剧，名叫《维京传奇》，里面讲述维京传奇海盗朗纳尔·洛德布罗克的儿子们为了给父亲报仇，曾经对英格兰的诺森布里亚国王，处以一种异常残忍的“血鹰之刑”，方法也是将受刑者从背部打开，使其肋骨外翻，最终让其窒息而死。真实的历史是，中世纪的维京人似乎相信，用这种刑罚处死俘虏，可以讨好神明和自己的先祖。无独有偶，在我国商代同样以人作为祭品的人牲当中，似乎同样流行这种做法，只不过它在商代人那里不叫什么“血鹰之刑”，而被高度简化成了象形字“卯”。在方位上，卯代表正东，考古发现，很多被施以卯刑的人牲，刚好也是朝向正东被献祭的——这种献祭方法可能与维京人一样，来自一种对古老而神秘的太阳崇拜。这也正是卯这个字，为什么能从一种人牲的祭祀方式，逐渐被固化为指代祭祀时的一种方向，并最终成为天干中一格的原因。所以，看看卯这个字吧，从这个字眼的血腥历史当中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，它在现代汉语中除了代表天干中的一格，就再没有别的用法了——周革商命之后，这种异常残酷的人牲方式被禁止、绝迹了，于是人们慢慢忘却了这个字背后的本义。于是它就成为了一个死文字。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推测，不仅“卯”，像“子丑寅卯、辰巳午未”“甲乙丙丁”等等天干地支，在商代的祭祀当中，可能都是有类似意义的。在商代，这些文字的背后，可能有一部复杂的“祭祀学”——杀什么样的人牲，需要朝向什么方位，怎么动手，可能是一种非常庞大而驳杂的学问。而通过献祭人牲 与鬼神沟通，在商人（尤其是王室贵族）的生活中，可能是非常频繁而重要的。现代考古学已经考证出的，商代人牲数量就在三万人以上，真实数量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。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“卯”这样的，曾经十分流行的血腥人牲方式，和与之相配套“献祭学”，能够成功地被我们忘得这么干净？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让华夏这个曾经在古文明中最为“尚鬼”、信奉鬼神力量、以至于有大量血腥献祭的族群，一变而成为了全世界最为世俗、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民族？毋庸讳言，世俗化的思考方式，甚至成为了之后中国人有别于世界其他族群，最重要的特征。是的，在卯这个字的黑历史被忘却的背后，隐藏着一段有意被模糊、被忘却，却又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世俗化变革。想猜想其中的真相，就要谈到一本我去年刚看过的好书了——《翦商》。李硕：写这本书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，直面历史深渊的恐怖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在去年10月刚刚推出。作者是历史学者李硕。我看这本书时的阅读感非常好，因为它让我想起了前些年读的另一本书《秦谜》。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，它们既不是那种严格奉行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只在历史或考古学证据上，谨慎爬行的严肃历史著作，也不同于只将历史作为“挂小说的钉子”、完全放飞自我的“历史小说”。它们更像是一种“费马大定理”等，数学猜想式的“历史猜想”。根据历史学、考古学的一些证据，以历史学者的严谨和侦探式的大胆，小心的填平缺失的事实鸿沟，最终得出一个能够完成的逻辑自洽，又足够震撼人心的“猜想”式结论。耐心读完，你会觉得，它虽然未必一定是真相，但真的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。李硕先生在《翦商》这本书中，就讲了这样一个猜想式的故事——中国人是怎样从最“尚鬼”的民族，一变而成为最世俗民族的？他认为其中的关键，就在周灭商被刻意隐瞒的故事中。按照《翦商》一书的转述，据考古的证据发现，我们的民族在刚刚进入文明时代时，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，本来也是喜欢搞祭祀 讨好鬼神。而且我们的祖先也相信，祭祀的物品越贵重，神明和祖先就越高兴。那毋庸讳言，人总比牲畜要贵重一些，于是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就出现了。在被猜想为 史书上的夏代首都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，就存在有一定数量的人牲遗骸。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人牲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炼铜区域当中。这一点乍看起来匪夷所思，因为在石器与铜器混用的远古时代，炼铜可是绝对的高科技产业。炼铜族群尤其热衷人牲献祭，这就相当于现如今，一帮设计芯片或搞粒子对撞的工程师、科学家们，热衷于跳大神似的。可是如果你深入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方式，就会明白——远古时代可没有科学思想，炼铜师们不知道炼铜的原理，他们只是按照被传授的经验，去碰运气、去赌这一次的矿石能不能炼出铜器，铜器的质量又怎样。可是这种瞎蒙的冶炼方式，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，铜矿的质量、伴生矿的杂质干扰、炉火的温度等等等等。炼铜的工程师们不知道，也更无法控制这些变量。于是被变量折磨疯了的他们，就会本能的相信，也许冥冥中有鬼神决定了他们能否成功，也于是他们本能的就想去讨好鬼神。这就像最近热播的《三体》网剧中 加的那段原创戏——当观测天文的沙瑞山，无法解释更无法掌握“宇宙闪烁”时，他就开始搞各种类似迷信的“控制变量”。他试图用无因果联系的主动行为，去影响结果。是的，由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工作结果，不知道自己的“农场主”是谁，人牲这种有着浓厚迷信感的习俗，反而在那个年代最“技术流”的炼铜族群当中，最为兴盛。而商代，很可能恰恰是商人的先祖，联合这些炼铜族群建立的。于是商朝就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——一方面是，它在当时的中原诸部族中 是技术最领先的，可以用先进的青铜器，对周边石器部落形成降维打击，碾压和兼并他们。另一方面，商人却又是在鬼神之事上最迷信的。他们承袭了炼铜部族喜欢人牲的传统，并将其大幅扩展。从早商时期开始，商人就习惯于把自己的跨部落统治，也和鬼神的眷顾联系在一起。并认为，只有通过不断奉献贵重的祭品——人牲的方式，继续讨好鬼神，自己的政权才能像铸铜的炉膛 产出铜水一样，维持兴盛。应当说，对于一个远古跨部族政权来说，这种“事鬼”是一种残忍，却又聪明的统治方式。因为在青铜武器保障的武力之外，又给商王朝多增添了一层合法性背书——我能统治你们，是因为我依靠战争抓的俘虏足够多、献祭的人牲多、鬼神足够开心、于是他眷顾我，继续支持我打胜仗，抓更多的俘虏来献祭鬼神。——这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循环论证，可以威慑其他部族不敢挑战商王朝的权威。如果我们观察16世纪 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，威慑周边城邦的历史，你会发现，两者在统治手段上是出奇的相似。比如交流中，越来越多的周边部族开始学会使用青铜器，商王朝的技术碾压优势开始丧失。通过战争获得俘虏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了。同时，很多商人在与其他部族的交流当中会意识到，对方也是人，并接受了他们更加温和、不那么残忍的祭祀方式。于是一场“宗教改革”就发生了——从商王仲丁开始，获得俘虏日渐困难、受到周边部族影响的商王，终于开始尝试减少人牲的数量，而改用其他的方式祭祀，但是这就造成了商朝守旧势力的恐慌。他们觉得，你们改革派这是搞“以夷变夏”啊，我们要抵制文化入侵啊，要始终坚持杀人事鬼的传统，一万年不动摇啊！于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斗了起来，商朝由此走向了中衰的乱局，史称“九世之乱”。而在九世之乱中，最终获胜的，很意外的是守旧派。这源于另一项技术传入中国所带来的蝴蝶效应——马车。马车技术的传入，给原本已经被稀释的商朝青铜技术优势，带来了新的活力，手持青铜戈的武士 从此可以在战车上所向披靡。人牲的“供给端”问题被解决了，商朝重新在外战中大量获胜。守旧派将此归功于商人事鬼的传统，因此又重新统一了部族思想。公元前1320年，盘庚迁殷，商朝将首都设在了黄河北岸的殷（以及之后的朝歌）。这个位置的选取非常有趣，之前的历代商都，都是更靠近铜矿产区的黄河南岸，但盘庚却选择把都城建在了，南方铜产区与北方太行山马产区的连线中间点上，这就标度着，商朝赖以立国的技术优势，从单一的青铜器，转向了青铜+马车。与此同时，吸取“九世之乱”的教训，另一种新的“神学体系”也开始面目清晰了——商王开始在祭祀当中，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祖先，也当做“鬼”来祭祀，以强调商朝死去的历代先祖们，有某种超自然的威能，与昊天上帝等自然神不同，他们当然只会保佑自己的子孙万世坐稳王位，并且更倾向于保佑那些更像自己、更能贯彻自己传统（所谓“肖”）的子孙。到了晚商最后两位王——帝乙和帝辛（纣王）时代，商朝已经直接开始称呼，在世的国王为“帝”。而帝这个字之前，只是用于称呼被祭祀、享受人牲鬼神的。很明显，商朝在搞了数百年统治实验之后，终于摸索出了 神话自家君主世系这条思路。是的，中国人特有的祖先崇拜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。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——与固定数量的自然神明不同，祖先的数量，会随着王朝的代际传承不断累加。每一个祖先都成了神，都需要讨好，按照商朝的祭祀传统，这就需要大量的人牲来进行祭祀。于是到了晚商时代，人牲“供不应求”的危机，就在商王室淫祀犯懒的情况下，再次出现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同时也遵循“越有价值的人牲，祭祀效果越好”的思路。商王室开始杀已经臣服的部族奴隶、平民、贵族，甚至把自己王室内部的贵族，也拿来进行祭祀。是的，按照《翦商》这本书的解释，传说中商纣王很残暴，他挖自己亲叔叔比干的心脏，以及把周文王的儿子伯邑 烤做成人肉酱等行为，其实都是商代淫祀走向疯狂与死局，临近崩溃时的一种表征。商代这种结合技术优势和鬼神信仰的统御体系，在经历数百年的运转之后，冗余积累已经太大了，系统临近崩溃，亟待更新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纪元式的疯狂。而这种乱纪元的终结者，最终还是出现了，他就是周文王。非常讽刺的是，周文王率领的周族，最早其实就是替商王朝当“人牲贩子”起家的。周人原本是羌人的亲戚，但却当了二五仔，靠捕捉羌人给商朝当人牲，获得了商王的封赏。晚商时期，随着商王朝祭祀人牲需求量的增加，周部落也越发崛起。最终，本属偏邦首领的周文王，获得了亲自去朝歌觐见，上贡人牲的资格。可是自身没有人牲习俗的周文王，一到了朝歌，就被那座商都的繁华、糜烂、与残酷吓坏了。他亲眼看到了自己上贡的人牲是怎样成批的被残忍杀死，又听说了纣王为了追求祭祀效果，开始杀部族首领 甚至王室贵族的传说。所谓“君子远庖厨”，原本自己就是人牲贩子起家的周文王，自己也无法容忍了。他应该确实说了一些非议，然后被监视他的崇侯所举报，关进了羑里。羑里就是一座专门关押人牲，尤其是高级人牲的监狱。纣王这时候，应该也是起了拿他祭天的心思——正好高阶人牲稀缺，你送上门来的，岂有不要之理？但就在羑里等待被“卯”了的时候，周文王也开始了他的“龙场悟道”——“文王拘而演周易”。由于从土乡下 来到了朝歌这样的大城市，又处于天天等待被祭天的焦虑当中，周文王对商朝的鬼神体系，“上帝”（昊天上帝）到底是否会喜欢人牲这种残忍的祭祀，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于是他开始创新一种新的神学体系，以试图与上天沟通。这就是“易”。文王的这套体系，其实是与商朝的神学思想相对提出的。文王认为，上天的旨意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所谓“天命靡常”，所以人类不可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（比如祭祀人牲）去讨好鬼神，人能做的只有顺应“易”的变化，去做相应的事情。这就是后来周人行动的理论基础。周文王在神学理论上，首先击碎了商朝的合法性基础——你纣王总强调说，你献祭了多少人牲、身份如何尊贵、所以鬼神会多么满意、因此眷顾你。嘿！我偏不认。我说天命这个东西就像天气一样，是不断“易”、不断变化的。而且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（《尚书·泰誓》）老百姓是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的，鬼神就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！那么在我们这些周边部族普通人看来，你滥杀人牲就是一种残暴。所以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）。我现在就是受了天命，要对你殷商发动革命。约公元前1046年，文王的儿子武王伐纣，牧野之战爆发，被周人率领的各部族联军，打的“血流漂杵”的商纣王，逃回朝歌，进行了商王朝最后也最为贵重的人牲祭献——也许商纣王试图用这种真正原教旨主义的“自我牺牲”方式，对他仇恨的周人进行了诅咒。可诡异的是，这次诅咒似乎成功了。在“革命”成功后第二年，周武王姬发就生病了，不久去世。但他死前把国政托付给了弟弟周公旦，而周公旦就成为了真正完成这场变革的人。他彻底推翻了 之前商人“事鬼神”的传统，甚至不惜为此毁灭朝歌这座都城、开掘历代商王的坟墓、熔毁祭祀用的铜鼎，并删改之前一切的历史记录……总之周公旦几乎堪称一位“清零者”，对商朝留下来的一切传统，除了象形文字本身，和被他认为有用的祖先崇拜，被刻意保留下来，周公几乎让一切从头开始了。而在新出发点上，他提出了一套系统“礼乐体系”，发扬了他父兄的主张。周公认为，人与神鬼之间，是有一条不可逾越屏障的，人即便再尊贵，也只能做“天子”，而不能像商王所梦想的那样“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”，成为神明本身。所以“天命靡常”，又曰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对统治者来说，祭祀给鬼神多么贵重的礼物（人牲），以试图讨好他们，也没有把天下治理好、让亲戚与百姓和睦富足，以此说明自己就是个“有德之人”，而更能获得上天的眷顾。这就是周公为华夏确立的新鬼神观和宗教观。数百年后，周公的一位铁粉，将周公旦的这种态度，高度总结为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并高度称赞说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周公的这种“神学改革”方式，跟马克斯·韦伯笔下的“新教伦理”，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——他们都不否定神的存在，但否定了人可以通过某些祭献（无论人牲，还是赎罪券）直接去讨好神明，而认为人获得神明眷顾的凭证，需要在现实的成功中获得（有德，或者自证自己是“上帝的精兵”）。所以如果说，新教改革所确立的新伦理，开启了欧洲的世俗化时代。那么中国的世俗化时代，则早在“周革商命”时就完成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实实在在 领先了西方两千多年，也就造成了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世俗化民族。所以你看，中国人过年在老外看来也许就很奇怪。其他民族的过年，无论基督教文明也好、伊斯兰教文明也罢，甚至日本、印度等就在我们周边的文明，他们的年节都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文化参与。要去教堂、寺庙或神社，祈祷神明的保佑。唯独我们的过年，几乎不祭祀任何超自然的神明，也从不去教堂或者神社，乞求神明的眷顾和恩典。由于周公刻意保留甚至强化了，晚商时代兴起的祖先崇拜，所以中国人过年时会祭一下祖，但相比于更世俗化的阖家团圆、吃饺子，这种准宗教仪式依然占了小头。在我们的年味里，全是浓浓的世俗化，宗教味儿是很少的。相比调节人和神鬼的关系，我们永远优先重视调节人和人，尤其是人和家人、亲戚的关系。而所谓矫枉过正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商代过分亲近鬼神的极端，经历周革殷命之后，我们的民族反而向着世俗化的另一个极端，一去不回头。所以中华文明，在世俗化这一点上，是非常早熟的。当然的，正如早熟的孩子往往会有别的问题一样，中华文明在世俗化上的过度早熟，也会造成很多弊端——总之，从“卯年说卯”聊起，到商周革命，再聊回过年。我们从卯这个字的黑历史中，终于窥见了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，在三千年前，究竟是怎样被塑造的。透过一切血腥、疯狂、反思、变革与新生，我们终于成为了世俗的我们，而中国年也终于成为了世俗的中国年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让我们回忆那段曾经被淡忘的故事，记起那句淫祀与狂乱中想起的呐喊——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。《翦商》一经出版就大火，曾连续数周包揽历史类图书榜榜首，豆瓣评分高达9.1原创不易，感谢有你！点个「在看」，不怕走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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